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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个出家的奥数高手柳智宇的故事.他的故事很多. 我和他在06年交流过, 2009年我和当时的中国领队冷岗松教授谈起他时,冷教授说他是个天才.解几何题不用作图. 直接把答案讲出来.后来明白原来是他的眼睛有点问题不能长时间看书. 网上有一些他写的文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转自高考网
高中语文老师文勇记得，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离骚》，“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取名《九忆》。”

　　我仍记得他当年一心向佛时跟家里的争执，后来他的父母拗不过他，只能随他信了佛。他向周边的人宣扬教义，包括我们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

　　午夜10点。上完一天的课后，柳超美总算能从心底里缓口气了。他正踏上回家的班车。

　　这段时间，他的内心饱受煎熬。伴随车身的晃荡，他的声音发颤：“我们8月份去过龙泉寺，把他带回来了。可他不干呐，还是要出家。”快一个月了，儿子柳智宇隐身在北京的寺庙中，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作为武汉华师一附中的高级物理教师，柳超美一生信奉的无非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眼下，“家”与“天下”就是难平。

　　媒体、网络连日铺天盖地——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柳智宇，在成功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金后，……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龙泉寺，成为一名修行居士。

　　“他妈妈年纪大了，承受不了又病了，这个伢不懂事呀。我太注重民主了，他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

　　“网上称理解他的多是学生，那是一种变相的发泄。我相信全天下99%的家长都认为他很草率。”

　　“寺里的住持学诚地位高了，不见我们。见也不好，反正我们是谈不拢的……”

　　从江夏区汤逊湖到武昌大东门要一个小时的颠簸。忧怨似那厢的信号，牵牵绊绊。

　　隔天后，柳超美的小灵通彻底不通了。

　　国际数学大赛在即，他还在读《庄子》

　　“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

　　此刻，柳智宇高中班主任文勇较能平静地接受柳智宇的决择。他更担心的反而是爱徒的身体。那个过去每天坐在柳超美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弱小身板，深印在他的记忆中，“柳老师在想这个独生子是不是太自私无情。我不这样想。”

　　面对当地媒体的来访，文勇多是回绝。一来顾念老同事柳超美的感受。再者，他早定下基调，“那孩子不会被一般世俗中人理解。他思考方式独特，数学上更是个天才。”

　　网上，曾有人以华师一附中第一届学生科学院社科部部长的名义写过：

　　他(柳智宇)的智商起码280以上，……他那篇《幂数列求和纵横引论》提交上我们科学院审评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论文答辩的时候，……最后有一个人颤颤巍巍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如何想到去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呢？”

　　柳智宇回答：“这个构思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想了。”

　　张欣却不太相信这些。他是柳智宇高中时代的同窗好友，从巴黎打来了电话：

　　“在高二寒假之前，柳智宇与数学组另外一个同学之间还是有明显差距的。他的强不在于他的锋芒毕露或者解难题能力超群，班上有比他聪明的，但没有比他纯粹执著的。”

　　“每次假期归来，数学组很多人都会水平倒退，简单题、难题会全面告急。但柳智宇厚积薄发，让人感觉到明显地进步。”

　　柳智宇的数学禀赋在初中时期便已显露峥嵘。 2003年中考前，华师一附中便开始网罗全市初中里的理科尖子，欲成立理科实验班。省重点初中的武珞路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柳智宇自然被囊括其中。筛选出的尖子们每逢周末必来华师一附中上理科竞赛启蒙课。当时，这一群体里，因武珞路中学学生居多，从而形成了一个“圈中圈”。“于是在武汉竞赛与中考圈子里，柳智宇广为人知。”张欣说，柳智宇的初次登场，留给他以及其他同学的，永远是一幅固定的画面：

　　开学那日，有一人在花坛围栏前旁若无人，大声吟读。令他身旁的家长们、入学新生们面面相觑，引以为乐。张欣与一帮同学戏谑地一把抢过那人手中的书，待一细看原是《庄子》。“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柳智宇。以前我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柳智宇第一喜欢古典文学。”那年6月，语文教师文勇担任了这一理科班班主任。那是学校的一次试验，为了提高学生们的人文素养。

　　文勇记得，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离骚》，“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取名《九忆》。”

　　课本中有篇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哲所写的《我的呼吁》，柳智宇对文中提倡重视生命的伦理观发生了强烈兴趣。“他专门研究了史怀哲。后又研究了一些西方哲学，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包括佛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经典。寒假中，他写下了四五万字关于尊重生命、认识生命的论文。”文勇说。

　　无从知晓，这是否为柳智宇日后专注佛学种下了因缘。但高一结束时，文勇自编了一系列文史教材：如房龙的《人类的解放》、弗兰克博士的《活出意义来》，以及《论语》、老庄文集等选段；无疑，“柳智宇学得最认真。”

　　“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文勇沉思片刻说。

　　直至2009年，一天他开车回家途中，还接到过柳智宇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柳智宇向他吐露近期的困惑，“主要是对一些科学问题没有想通，文章也写不顺手。他很焦虑，没有方向感。”他建议柳智宇，不要急于发表文章，先细致通读西方哲学史原版原著。

　　2005年，柳智宇前往俄罗斯参加第31届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夺取了中国唯一一枚金牌。

　　归国后，带队教练向文勇抱怨，眼看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柳智宇在头天晚上居然还在看《庄子》。“你到底是怎样教导他的？”

　　文勇说：“我怎么教他的？我教他要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数学只是小问题。”教练无可奈何：“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让他极感欣慰的是，他平时为学生们灌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在柳的身上化为一股“救世情怀”。曾有某一阶段，柳智宇沉浸纠结在“科学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人文精神是否可行？”等一连串自我追问中。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

　　每天周而复始，从家庭到学校，再就是医院。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这种情形下，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

　　高二时，柳智宇便少来班里上课。为准备竞赛，他在学校拥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这段时期，张欣与他保持了定期来往。

　　柳智宇曾向他和班上其他同学倾诉过自己心中的郁闷。而今，张欣想来——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特别是他父亲，曾带出过不少物理上获得金牌、一等奖的学生，相形之下，也就对他要求更严。他跟我们说，节假日他妈妈不让他出去玩，只令他在家里读书。在数学组时，他妈妈常帮他料理后勤。后来，学校迁到汤逊湖，她就在校外租房陪读。因为总在学校内外出没，我们暗地里笑她是“楼管”。

　　我想，他上高中之前并没有什么朋友。他原本身体就差，特别是视力在高三时锐减得厉害。他也不爱逛街购物，所以他的生活轨迹特别单一。每天周而复始，从家庭到学校，再就是医院。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形下，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也正因为少被外界沾染，所以他非常善良纯洁，总想帮助周围有问题的人。

　　高二时，数学组由原来20多人选拔只剩下9个人。他向教练提出，让每个人上台讲解自己擅长的题目，然后列出顺序表，涉及奥林匹克竞赛中的每个领域。他根本没意识到，这一想法太单纯，尖子们毕竟存在竞争关系，多少忌惮相互交流。

　　高中时，他读过佛学启蒙、《心经》之类的，但没明显倾向于佛学。

　　那时，他在儒学与道学之间徘徊。即便在数学中，他也能体悟这些哲学的韵律。他说过，把数学概念学通就是与自然相通，领悟它与自然一样的奥秘与美。

　　相比老子，他更倾向庄子的学说。在他眼中，庄子是真正的无为。他甚至蒙生过激流勇退的念头。

　　他疲惫时吐露，如果华师一附中从来没有拿过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的话，他极有可能在获得一等奖后便停滞不前。当然，他的这种想法马上会得到教练老师们及时“纠正”。在众人劝导下，他一步步撑到冬令营、集训队，再上国家队。上集训队时，学校就剩他一人将竞赛走到头了。

　　在这个过程里，他心理上的种种矛盾、挣扎、外在孱弱的身体，让我们看得好心痛。别看他读的是庄子《逍遥游》，却远不及一般人快活逍遥。

　　“宇，你受的限制太多。……难道领悟真理就不是你的事情吗？你无法表达你自己的观点，……你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你不能与我讨论就算了。”他说完就离开了教室。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呆了好久，仿佛不再有一丝站立起来的力气。我想我的一生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度过吗？昏昏惶惶，说出的话永远都是对别人的重复，永远只会做几道别人出的题目，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我离开教室的时候，关上灯，眼前一片黑暗，我突然发足狂奔，跑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我又冲到空无一人的操场，翻过栏杆爬上看台，沿着台阶一口气冲到最顶端，爬上平时不允许我们上去的高台，在上面蹦啊跳啊。……有一句话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了。

　　天地虽大，无一可载我之物；

　　众生虽广，无一可立我之人。

　　文勇的电脑里保存着柳智宇高三时的旧作《远慰风雨夕》，他在啧啧不住地赞叹“那个孩子是要干大事的”。张欣则在闻知“柳智宇出家”消息后，连看了文章两遍。张欣记起高中时，低年级的一个叫蒋方舟的女生几次跑到数学组来找柳智宇；还有柳那本厚厚的札记上，爬满蜘蛛体的字迹，模仿屈原的禀气，写下的《涉江》。

　　“那时候的我，不明白他的世界和他的执著。我们曾经辩论过，可是我有我的哲学体系”，正如张欣为柳写过的：我们生命之沉浮自有时代所主，我们急切之间改变不了什么，也没有勇气去挣脱出去。

玫瑰留香

MathleteTC 发表于 3-10-2013 10:03
再转一个出家的奥数高手柳智宇的故事.他的故事很多. 我和他在06年交流过, 2009年我和当时的中国领队冷岗松 ...

  完蛋了，这么个数学奥数竞赛好手最后出家了，家长会怎么想：走火入魔？
  这里看到智商是280，我就想：胡扯！怎么测得？ 智商的满分是多少。。。拿到满分的是不是神仙？
  奥赛与将来孩子谋生或者喜爱的职业还是有差距的，想引导孩子找到一个既能发挥其逻辑思考能力、创造性，还能广泛应用于社会的职业，真费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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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复了

MathleteTC

再转一段和数学有关的文章
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感叹史上最牛班级

转自闫晓平的日志


       题记：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李是1950年生人，1968年参加工作，任上海南昌中学、卢湾区业余工业专科学校教员。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1983年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局长等职。1993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200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2001年任中共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2002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003年2月当选为江苏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李调中央，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再次被选举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在主政江苏时，曾写了一篇题为《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文章，文中对他的复旦生活做了如下比较详细的表述。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2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4年，因为我们是77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15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
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10点 半熄灯。大家吵着说，10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 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 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 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11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 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 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但是又不 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 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
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我最喜欢两门课。
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
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到考试的时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
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1＋1＝2”。系里就把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谷先生听了之后说：“你能看这个，不错啊！”他就建议我看《数学的思想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这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的书，是很经典的著作。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数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首推孙芳烈老师。我们这个班上现在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师。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学分析考试有14个100分。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原因。他说：“他们这个班不得了啊，14个100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析考试14个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头来了。80分以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力。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后吧。你一个环节不进取，全学期就下来了；你一个学期下来，全学年就下来了；一个学年下来，大学就全下来了。这个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就是这样，大家都往前走。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师表。
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的宠儿就是数学系。在数学系里他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谷超豪、李大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我经常去看他，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人。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你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然后你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过85分，只要有一门低于85分就不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很苦很累。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着。但是，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知识。还有，第一，给予你一种进取精神；第二，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学思路。大学学数学让我们学了一套理性思维。什么事情人家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收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这种感觉的。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当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以想做大学教授。但事实上呢，在复旦转了一条路，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进校后就被指定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团总支改选，照例团总支书记都是教师做的，我是团总支副书记的候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团总支书记候选人在选支委的时候落选了，系党总支只能临时把我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选上团总支书记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国家部委，做了副部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记，到市里做书记，到省里做书记。反正在复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要是两条：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学习从来不敢分心，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视。到考试期间，特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种，真的目不旁视。复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阶段，有的同学，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我们在二号楼，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式都冲跑了。冲跑了20个公式里的一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学。当时整个大学里面就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氛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哪一个大人物你都能接触，像过去我们只能在书上看到的苏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触，跟他讨论问题，但是你还是那个普通的学生。大学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场所，有一种包容与活跃，有一种自由进取的氛围，有不论权威还是新生之间的讨论和交融，这在社会其它地方是看不到的。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研究的范围广了。至于复旦的精神，我认为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我希望复旦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创优的追求。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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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南都周刊》20日文章
今年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为了同学复习，许多课余活动都解散。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应志良至今记得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话版的。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竞赛题目从来没看到过，当时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竞赛进大学。”应志良说。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我当时想过去北大，后来苏先生说去复旦，就去了复旦数学，只要有大学上就很好了。”就这样，他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当时大型国有工厂，特别是电子行业的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稳定且待遇不低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吴的同学家长劝他放弃高考，保住一份“铁饭碗”，避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 

可吴宗敏还是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填报志愿前，吴宗敏只听说大学里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等专业，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物理专业。当时规定上海学生必须要填一所外地院校，吴宗敏便将北大的数学与物理填在了第三志愿。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 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接受采访时，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唯一拿到的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开始吴宗敏没有填，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表，有同学对他说，有人成绩不如你，他都填了。就这样，在交表前两分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谷老却认为，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出来，觉得儿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应志良说。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离开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开始时，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不过既然是“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今年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源&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现在，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这是大家商量好的。”吴宗敏说。 

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源&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源&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则总是抢着买单。 

在李调任复旦团委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凭借着学生时代和同学建立的广泛联系，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潘皓波张罗起了毕业三十年聚会。一轮又一轮的邀请发到了大多数同学手中，远在美国的范剑青也收到了这封邀请信。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年纪小，周围人的影响就大。”范剑青称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申请到了留学的机会。 

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了解国外大学也必须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其中年长一些的那位导师比较传统，年轻的那位导师想法特别多，他对科学的理解对我影响特别大，”范剑青说，“有时我把我的演算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担任教职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这之后，他虽然一直都有着回国的想法，但机会却越来越少。 

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多亏当时一个在场的台湾教授为他解了围：“我知道晓犂的意思。我们台湾也很容易，我们有宵禁。”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在美国，那些曾经的同学逢年过节都要聚会。2009年，现任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的复旦数学系82级毕业生陆盈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普林斯顿大学，借着儿子即将到范剑青的实验室里实习的由头，他想与六位昔日同窗热闹一下。 

闲聊中，陆盈提及范剑青、孟晓犂接受加州某中文台的采访并上了电视，大家便找出视频来看。一位参加聚会的同学在博客中写道：“当孟晓犂出现在镜头里的一霎那，吃惊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这头发也掉得太快一点了吧？”当时在场的范剑青说，电视台采访当天本来还要回答观众提问，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位同学打趣说：“如果早点通知我们，怎么也会准备些刁钻问题来捧场，比如说问问孟晓犂，学问和头发的数量之间有什么统计关系等等。” 昔日同窗如今各为人父母，范剑青的女儿Mary已经从普林斯顿毕业了。和很多美国学生一样，Mary也出去打过工。她的父亲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却还是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年轻人的课外生活不够理解：“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你却把读书的时间拿来打工，算算时价多亏啊！”但实际上，范剑青自己也有些矛盾：“其实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学校，挺遗憾的，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 毕业三十年之际，77级和78级四百余名同学先后回到复旦，此时曾经的同学已在各行各业立足。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应志良说，每次回国，他都“一定要回复旦，看看老师和同学”。范剑青虽参加了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却错过了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经不了解中国文化了，不知道开幕式才是最重要的。”

//感叹那个时代的人的对知识无比渴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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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7718（78.01-82.01）和7818（78.09-82.06）

柏兆俊  加州大学Davis分校计算机系 数学系教授、计算机系主任(复旦大学数学博士)

陈贵强  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原西北大学数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博士)

范剑青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讲座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博士)

何华    野村国际董事总经理，原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博士)

李骏   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哈佛大学数学博士 1978年首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

李坚    华盛顿大学数学教授，复旦长江讲座教授（MIT博士）

李乐德  耶鲁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西北大学博士)

刘建国  杜克大学数学教授，原马里兰大学数学教授  (UCLA数学博士、计算数学)

陆盈    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

孟晓犁  哈佛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

孙路平  美国花旗银行总部Technical Specialist

魏景东  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

徐幼于  德意志银行执行董事

姚大卫  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教授  (多伦多大学博士)

叶可英  弗吉尼亚大学统计系教授

应志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雍炯敏  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原复旦数学系主任，数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张坚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数学系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琪    密苏里大学数学系教授（杜克大学博士）

张稚逸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数学系教授

周永胜  Triver Financi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 President（located in

San Jose, CA.）

包光伟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你没看错专业！）

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陈晓曼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窦一康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顾鸣高  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教授

何宁卡  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何志庆  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主任

黄民强  中科院院士，少将，总参五十八所研究员

李克难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李源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卢琳璋  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毛力奋  CCA SOFTWARE (SHANGHAI）首席执行官

毛文波  EMC中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梅建平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邱维元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潘皓波  金棕榈企业机构首席执行官

沈文海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

束宏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部总经理

闻申生  华夏基石公司副总裁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原复旦数学系主任

余跃年  信泰人寿保险，中国首批精算师，一次通过北美精算11门，创世界纪录

郁义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教授

张来武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张振跃  浙江大学计算机图象图形研究所所长

周林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凯瑞教授(普林斯顿大

学经济学博士)

周舜培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李源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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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复了

玫瑰留香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大家都有一股干劲。都有前进目标和动力。

  再看看目前中国，哪有信仰？思想被牢牢禁锢，以“维稳”为幌子，搞网络锁国，任凭贪腐横行，生灵涂炭的。

  找工作时，都靠家族势力， 垄断性位置都被官宦子弟占据，资源都被利益集团霸占。还想搞什么创新、创业？

  假如学生埋头苦读，会被认为是书呆子，被嘲笑，没关系连工作都找不到，没法在社会上生存。像那个奥数高手，只能遁入空门了

  整个国家没人勇于承担责任，缺少敢想敢干的男子汉。看着表面光鲜，都有车有房的，实际里面很黑暗，各阶层都有人在骂娘。

  新加坡可不能向它学习。

玫瑰留香

, 浪子回头啊，不晚就行。

    现在大陆出国留学可不像以前，以前人少，但都是凭自己本事，拿到美国奖学金才去的

  现在乱七八糟，不光有自费镀金的，还有凭关系公派的，人是多了，素质、拼劲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