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网评：李光耀在他的力作、回忆录《经济腾飞路》，就清楚地记载了，他是如何把一个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毫无希望的城市国家，变成繁荣之地的伟大成就。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当然主要不是靠他的话语，而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正如亨利·基辛格为《李光耀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真知灼见》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1965年），新加坡的年人均收入是400美元，而现在已经超过5万美元。……李光耀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他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在迈进90岁高龄之后的李光耀在2013年的又出一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书中几乎每句话都堪称名言。
回顾李光耀对中国的外交，他是矛盾的。这些种种的矛盾的背后，是新加坡式的实用主义，即小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之道。无论李光耀对中国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他的功过是否相抵，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策略家。在他家长式的羽翼的保护下，新加坡这个原本孱弱无能、一无所有的东南亚小国才得以发展成如今第一世界的文明国邦。他把自己的信念更多地寄托于精英而不是人民。然而，在他百年之后，新加坡人可能希望多多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好好继承李光耀的“遗产“，才能延续新加坡的神话。
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称为“新加坡之父”的李光耀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一直是复杂的。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绝对主宰者，他在国际上力挺中国的言论常让国人有“毕竟血浓于水”的感叹。然而，不时曝出的他夸张“中国威胁”，号召警惕中国的的“不友好”话语，也每每招致国人的口诛笔伐。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家的李光耀为何会有如此反覆的举动？而在这种反覆的双面表演背后，又体现出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怎样的生存原则和外交手腕呢？让我们回顾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双面外交。
中国的"老朋友" 自从李光耀1959年当选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就一直关注中国的状况和发展。那时，作为与共产主义冷战的资本主义链条中一环的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是冷淡的。即便那样，李光耀也十分重视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以美苏为首的两种势力的对峙中，中国的力量举足轻重，并且预言中国将发展成为与美苏那样有影响力的大国。1974年，他就曾指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也许更有可能成为热力和影响力四射的太阳，而不是月亮。”1975年5月，正在英国访问的李光耀，谈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时认为，在20年到30年之间，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主宰力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关系比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更为重要。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逐渐增多，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更为乐观。1988年访华，李光耀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10年后的伟大成就，对邓小平的政策非常钦佩。即使中国在1989年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李光耀仍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不可逆转。1992年他在答中国《望》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再次表达了他的看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一旦中国朝向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改革完成后，中国的经济就会迅速增长。当中国大陆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今日中国台湾省目前的水平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欧美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在他200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李光耀指出：“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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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问题上支持两岸统一 李光耀在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晚宴的对话上做出表示，对于台湾明年即将来临的选举，无论是谁当选，都难以改变台湾最终将与中国大陆统一的结局。在李光耀看来，两岸统一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不过他无法为这个过程预测任何时间表。 李光耀认为，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美国派兵远赴台海并非一直会有必胜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台湾对大陆而言，是属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对美国来说，台湾仅是次要的利益。他也指出，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密，全世界没有国家会支持“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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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中国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政治，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及对人权、民主的认同并不一致，这一点常常被西方大国所垢病。对此，李光耀指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须把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结合起来，中华民族之所以从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征服，愈挫愈奋，就因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倍感弥足珍贵。对此，李光耀十分清楚。他说：“中国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是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为了追求先进科技和现代化经济，同时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观，好让历史延续下去，中国当会以自己的步伐进行变革。” 李光耀同时认为，在中国，“实施一些变革是很慢的，腐败和缺乏法治及管理体制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体系的特征，这也是很明显的弱点”。而要改变这一点，需要政府及民众从思想上做出根本的改变，因为这些理念从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是缺失的。中国的机构和体系将发生改变，但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不管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中国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 冷战结束后，反越战的一代人入主白宫，他们在全世界输出“人权、民主”的“使命感”很强，中美矛盾随之常起风波。李光耀对美国的这种做法表示担心。他说：“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我们担心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李光耀认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美国或欧洲把自己的人权、民主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社会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速度和方式将完全取决于中国，而不是美国的安排”。他也分析了美国以各种理由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的原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存在戒心，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挑战。
三、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李光耀对中国的看法有个转变过程。以前，对中国在冷战时期对东南亚的一些做法不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对中国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他不但不再认为中国是威胁，而且希望东南亚国家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疑虑。在1975年，李光耀就曾指出：“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是超级大国，而是属于第三世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行和平对外政策，李光耀更坚信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和世界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他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说，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成功，对整个亚洲及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都有好处。中国经济成长将为整个地区制造稳定并刺激贸易和投资。他还在1992年9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强有力地、持续地推动东亚及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以后，他在多次场合均表示，中国的崛起将对邻国和整个世界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安定的、发展的中国是有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和稳定的。 对于一些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李光耀不以为然。他劝说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不要太过敏感，因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他说，“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高科技领域中保持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他还认为，如果那个国家认为中国有威胁，那么消除这个威胁最好的方法是要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而不是孤立中国。针对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他说，“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做个积极的成员。如果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挠，它就会对先进国家产生敌意。” 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中，李光耀认为，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以往，中国人的思维已大大转变了，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不会扩大自己的军事强权。他认为，在将来，军力是可以用生产力、外交能力和高科技来衡量的，国家经济领域的成就决定其影响力，而不是军事领域的成就。谈话最后他总结道：“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 李光耀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产生竞争，但这不是什么坏事，可以促进新加坡等国家的产业进一步升级，并且中国是一个愈来愈大的市场，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李光耀劝说新加坡人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对新加坡带来的竞争，利用中国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进一步提升新加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经常翻脸的“老朋友” 李光耀迄今访问过中国大陆27次，据说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外，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照理说，这样一位领导人应该和中国很亲切，但这位1976年5月就来过中国的领导人，却执意迟迟不肯和中国建交。 一如他所公开声称的，直到1975年才独立的文莱都和中国建交很久之后，才在1990年10月3日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这位早在70年代末就和邓小平促膝长谈，且时常在国际上以“和中国领导人说得上话”自豪的领导人，却在东盟其他国家纷纷倡言积极引入大陆资金时大喊“谨慎”，在中国遭遇“非典”之际落井下石，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乃至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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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小平汇见李光耀
一、出言提醒东盟：中国要让东南亚国家做附庸 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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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各国 二、希望美国依然能够制衡中国 李光耀说，即使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时，中国也无法恢复汉朝时的支配地位。那时，汉朝和罗马是世界上两个大国，但它们天各一方。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商业往来稀少而且困难，双方都无法把影响扩展到对方的周边地区。如今，人员和货物通过飞机和高速船往来，信息在互联网上以光速传播。此外，世界上存在数个权力中心，每个都拥有核武器。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正在经济上帮助印度，希望印度成为在地区上能与中国抗衡的国家。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主导该地区，这令人感到安慰。这是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交汇的地区——印度支那的名字由此而来。印尼的婆罗浮屠佛塔和柬埔寨的吴哥窟等许多古迹证明了印度过去的影响和实力。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希望中印两个大国在赢得邻国的支持方面，继续开展友好的竞争。 他还称，美国应当在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把美国排除在地区构想之外是“重大错误”。他警告说，美国如果不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很可能导致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丧失。在中国转变成顶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时，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区域平衡。还特别指出，未来拥有了航空母舰的中国远洋海军“不仅限于阻止外国势力介入台海冲突”那么简单，因此他告诫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应当提高警惕。
三、多次挑明反共立场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为了抵制东南亚共党势力的“颠覆渗透”，他曾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父子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曾“直谏”邓小平，劝说其放弃对南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支持”。他对越南的态度前后变化迥异，当初的“冷”是抵御“共产势力扩张”的需要，后来的“热”，则有配合美国，在越南推动和平演变的意图。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 以“反共需要”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左翼组织遭到长期压制。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著名左翼领袖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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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非华人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淡化华人色彩还有助于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控制：建国以来，他煞费苦心搞“集选区”、反对党比例上限，让反对党即使获得25%左右的平均选票，最终到手的议席也只有区区一两个，“保证少数族裔当选权”就是个屡试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会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如南洋大学事件，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断试图拿它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国立新加坡大学。 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于当初李光耀所声称的立国初衷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讽刺。 其实李光耀和新加坡如此做，有其良苦用心：相比庞大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必须强调华人社区的特质，才有自立的基础；但一旦自成一体，华裔和母体—中国本土的血脉联系，就成为新加坡立国的最大隐患，因此他们才一方面在名义上强调华人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掏空华人文化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被掏空的还有印度裔、马来裔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舶来品英语。由于“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凭借英语左右逢源，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用英语而非另一种族裔语言替代汉语，既可避免出现“少数统治多数”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邻借机觊觎，可谓一举两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将国家符号、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地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 （以上篇幅整理于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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