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圈】李显龙谈李光耀：既是国父 也是好父亲

新加坡圈

李显龙儿时的一家合影。

李光耀的风范可如何启迪后人？这个问题，勾起了李显龙总理对父亲早年在动荡年代为建国奋斗的回忆。他脸上的笑容顿失，感慨得一时无法言语，只能紧咬双唇尽量控制情绪。停了几秒钟后，他尝试接着说，但越勉强越是难受，再也无法强忍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他只能说：“等一等。”

问：李光耀先生是一位怎样的父亲？

总理：他是一位很严厉，但很好的父亲。他政务繁重、日理万机，家里的事多数交给母亲来管。但他的存在、想法，以及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是感受到的。他很严。他若不赞成某件事，即使不多说，你也会知道。

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发生危机时，他是家里的主要人物。当我患淋巴癌，或当我的（第一任）妻子过世时，多亏有他的精神支持。不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话，而是有他陪伴，感觉雨后就会天晴。

他会腾出时间陪家人

问：那些危机发生后，你和父亲的关系有没有改变？

总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逐年增进，而这是建立在每一个事件、危机和共享的快乐的基础上……在许多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塑造你、影响你，成为你效仿的典范。

问：总理成长时，哪些关于父亲的回忆是最美好的？

总理：很小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火车。我们晚上去东陵福（Tanglin Halt），看火车到站的情况，看站长把（向前方驶来的列车示意可安全通行的）铁道令牌交给车长。那对我是非常有趣的经验，我当时很小，不过五六岁。

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去金马仑高原度假。半路会在吉隆坡的火车站里的酒店歇脚，然后去月台看火车。

他打高尔夫球，我小的时候他鼓励我学。我跟着他打了好几年的高尔夫球。他带我漫步在外国或总统府园地里总理官邸斯里淡马锡（Sri Temasek）的高尔夫球场，那是跟他共度时光和聊天的机会。他不花时间做无谓的事，但会腾出时间陪家人。

问：你会怎么形容与他的父子关系？你们曾经拥抱过吗？

总理：没有，他不轻易流露感情，我们家也不习惯以拥抱来表达情感。我们对彼此非常尊重。他很重视我们，我们对他也有非常高的敬意。

问：李先生对人要求很高，也很注重纪律。你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应付？

总理：学业不是大问题，我们多少都有读书的动力，无需父母鞭策。我的学业成绩还算行。念书的那些年，我往往不是全班或全级第一的学生。但只要我已尽力，而学业还应付得来，他们就认为没必要操心。

父母更多时候对我们的要求是在于做人，而不是做事。他们帮助我们发展自己的兴趣。我本来对音乐没兴趣，直到1966或67那年，我14岁，母亲买了一支竖笛给妹妹或弟弟，他们不要，我就让音乐教师给我授课，把竖笛和书本都拿了过来，学习读乐谱和吹奏……我过后加入乐队，吹单簧管和低音大喇叭。父母鼓励我发展音乐的爱好，但没有逼我去参加音乐考试。

所以我们算是个相当随意的家庭。父母要求我们品行端正，不能摆架子，讲话时要语法正确，不能讲粗话。这或许是他们比现在的家长严格的地方。

问：你有没有调皮的时候？被惩罚过吗？

总理：我想偶尔应该有吧。母亲负责确保孩子们听话。不过如果他对你哪里不满，你会知道的。

问：如今你身为人父，有没有尝试仿效？

总理：我跟他不同，我的孩子成长在不同的年代，他们有不同的同伴还有互联网，我们得用不同的方式抚养他们。

问：你会给子女们什么忠告？

总理：我不知道怎么做，实际上把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是很难做到的事。他的书《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起初的版本是通过书信提出忠告的形式呈现，他让孙子们读初稿，要听反馈。这种形式的信无法引起孙子的共鸣。这一代人不同了。所以最后《硬道理》以非常不同的形式面世。

这是人生的难处之一。你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从中吸取教训。人在很年轻或很成熟的时候，可能愿意向父母学习，但间中都是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的年代是如此，我孩子的年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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