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普奔喜大,各位在国内的小主们,不管你们在家里是不是独身子女,都有机会再生一个!好事成双!可是在同样的华人多的新加坡,生育福利是如此优厚,在今年也就是2015全球生育率统计表中,新加坡得分0.8,生育率排名世界倒数第一…[attach][/attach]
新加坡人口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1959年自治,1965年建国,建国初期提倡国民每个家庭只生三个孩子,但许多家庭还是生了第四、第五个孩子,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和低文化水平的人,导致这部分家庭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考虑到人口增长过快,因而调整人口政策,要求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在媒体中广泛宣传,并推出相应的配套措施,一是妇女生第三孩没有产假,没有政府津贴(政策内生育是有政府津贴的);二是申请组屋推迟四至六年(新加坡82%的人居住政府组屋,正常情况从申请到进驻需等三至四年);三是子女就读名校资格受限制;四是凡是文化水平在十年以下的妇女,在生育二孩后实行绝育措施的奖励一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因而许多人调整了自己的生育行为,少生了,多数人只生二孩;迟生了,多数华人青年兴起晚婚。同时也改变了部分低文化、低收入家庭越穷越生恶性循环的状况,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少生已成为国民的普遍现象。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今,新加坡政府在80年代后期发现随着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变化,人口出生率下降,新加坡人口出现老年化现象,因而政府又调整相关政策鼓励人们生育第三孩,并对生育第二孩的奖励3000元,生第三孩的奖励6000元,计划将本国公民从370万人增长到2020年450万人。[attach][/attach]
再说到2015全球生育率统计表,中国大陆1.55(排名186/224),倒数5名则分别为:韩国1.25(排名220/224),香港1.17(排名221/224),台湾1.11(排名222/224)澳门0.93(排名223/224),新加坡0.8(排名224/224)。 [attach][/attach]
于是乎2015年新加坡又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新政。 新政策里的第一胎和第二胎的福利是一样的,都是得到新币1万元;而第三胎和第四胎一样,都是得到新币1万八千元的奖励;第五胎或更多那得到的奖励也相对更多了。在新加坡,生两、三胎的家庭比较多, 生四、五胎的也有,通常马来人和印度人更喜欢多生。 税务回扣是指报税之后政府会免除你要交的税,简单说来,夫妻双方一共可以免除的税金额是:第一个孩子5000,第二个孩子10000。所以生了两个孩子的普通家庭,基本上都不需要交什么税了。 为了鼓励妈妈继续坚持工作,税务回扣措施还包括在职母亲税务减免。结婚、离婚和寡居的母亲都可以申请,在职母亲税务减免的数目,第一胎是妈妈收入的15%,而第二胎是妈妈收入的20%。 可是即便有了这软硬兼施的各种条例,新加坡生育率却岿然不动一直排在倒数第一。 [attach][/attach]
政府“催生”不奏效,到底是为何?小编总结了4点原因,与大家分享: 1.新加坡昂贵的生活费 虽然看起来赚的不少,但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外来年轻人来说,去掉房租、吃饭、交通费等固定花销,其实存不下太多钱。除了生活费贵以外,新加坡生孩子更贵,普通生产四五千新币,月嫂一个月两三千新币,如剖腹等上万新币也不足为奇。如果婴儿早产,黄疸,那一天一千新币根本兜不住,卡里余额5位数的,是真心不敢生。 2.孩子往往给父母带来的经济压力与升职风险 首先,新加坡工作压力大,加班加点是常事,半夜到家还要赶紧补眠第二天继续早起上班(当然中国北上广港澳台日韩也都是差不多的加班文化,恰巧在统计中我们也看到港澳台韩国的生育率也都排在最末)。就算有时间生,也没时间带:产假从8周-16周不等,产假休完恐怕也不能像没娃时一样奋勇拼搏了吧,加班完回家还哪里有时间带孩子?生而不养,那是万万不行滴。 3.父母的长期签证越来越难办 本地老人不帮忙带孩子,幼儿园死贵在新加坡长居的外国人,甚至永久居民,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申请长期签证越来越难。就算抱着孩子去ICA哭,也未必有效。老人只好轮流申请旅游签证过来帮忙带,也够折腾的。本地新加坡人呢,老人是不帮忙带孩子的。新加坡眼曾经推送过一篇文章,孩子的外婆提出要女儿支付一个月1000新币的薪水,并且交CPF(类似于公积金)才肯帮忙带娃。上幼儿园?一个月从一千新币-两三千新币,肉疼啊。 4.年轻一代的70.80后面对生育有自己的态度,宁做丁克一族 新加坡的年轻人对生孩子持更谨慎的态度当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年轻人受到越来越高的教育,在婚姻及繁衍后代这人生大事上,便更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遵循繁殖本能。 [attach][/attach]
东亚地区生育率低,除了社会文化因素外,还需考虑当地政治经济背景。东亚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快,传统家庭结构已发生变化,女性成为直接生产力进而发展经济。一旦被发动“走出来”的女人,很难再“走回去”;在人口统计学中,有一个通行全球的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强烈负相关——即一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数量会越少。那么,东亚女性直接参与经济的过程中,其受教育程度日趋提高。中国大中城市、日本、韩国等东亚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升学率甚至出现高于男性的趋势。如此背景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急速提高伴随生育率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 对个人来说,东亚女性生育率下降,是因其很难同时兼顾好工作和家庭,但从宏观角度说,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要面临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女性要积极参加经济活动,也因生理原因担负人口再生产的责任,这两个职能都在争夺女性资源。日本就是面临这个矛盾的典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架构相对稳定,但较低的女性就业率使其经济发展后继无力。因此,安倍提出“女性经济学”,就是试图通过提高日本女性全职就业水平提高GDP;同时,日本面临严重的“少子化”,生育率极低,如果“女性经济学”成功推行,那么日本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口问题。 除了“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后发现代化”国家都经历急速的市场经济化过程,这也是一个迅速将“自然人”变成“经济人”的过程,低生育率成为该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现代经济社会,女性作为“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对于生育的考虑日趋成为一个“经济选择”。对东亚各国来说,女性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实乃与国家层面的“鼓励生育”政策背道而驰,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将是难以破解的社会难题。 [attach][/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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