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圈】李光耀与新加坡的人口政策

新加坡圈

        在为其父亲李光耀举办的国葬仪式上，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悼词中提到：“他毫不担心必须改变想法，尤其是当一项政策已经不再适用时。当他在30多年前看到我国的生育率低过人口替代率时，他取消了‘两个孩子就够了’的生育政策，改而鼓励夫妇生育更多孩子。”        
        这段话，既反映出政治家对于前辈的敬仰，也反映了儿子对父亲的钦佩，更值得那些面临形势和认知变化的各国领导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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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加坡发展的初期，李光耀也曾受到“人口是负担”思维的误导。新加坡国土面积仅683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更承受着住宅、交通和就业方面的压力。面对1960年代一度高达5.4的生育率，特别是国际人口过剩思潮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推出节育措施。        
        不过，尽管旨在控制人口规模，新加坡政府也没有以“一胎化”为目标，而是提出“两个孩子就够了”的口号。具体措施包括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针对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部分取消产假、育儿津贴等福利、提高住院费用、延长组屋申请年限等等。通过此类经济杠杆，新加坡政府希望降低大多数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        
       与中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新加坡的上述政策要温和得多。但即便如此，新加坡的生育率还是从1970年代初的3.0左右迅速降至19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如李显龙在悼词中所言，面对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现实，李光耀丝毫没有纠缠于维持过往政策的“正确性”，而是当机立断，在人口政策方向性上做了180度的逆转——取消节育政策，并且立即转而鼓励生育。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在1986年撤销了“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在第二年就将原先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口号更改为“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并推出各种特别是鼓励相对高学历和高收入家庭生育的措施。        
        新加坡生育政策逆转，专门出现在纪念李光耀先生的悼词中，也说明这段历史对新加坡整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政策逆转之后，新加坡的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反弹到1988年的1.92，接下来几年则一度维持在1.7到1.9之间的水平。        
        不过，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政策转向也只是延缓生育率的下降，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趋势。进一步认识到低生育率问题之严重后，新加坡到1990年代开始更便取消了对于低教育、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性歧视，将鼓励生育政策的受惠面普及到所有家庭。但即便鼓励力度不断加大，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在短暂反弹之后持续走低。尤其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的生育率长期低于1.4，近年来更是处于1.1到1.3之间的超低水平。        
        回过头来看，当初倘若李光耀先生拘泥于个人政治声誉，在生育政策转向上犹豫不决，新加坡的人口形势会变得更加糟糕。在痛定思痛之后，李光耀先生近年来对于人口问题具有愈加高瞻远瞩的认识。比如，在他2013年所著《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直接将“人口骤减”理解为日本经济衰落的关键原因。而在谈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李光耀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他们走错了方向。”        
        新加坡政府生育政策上的逆转，在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在发展初期，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府都把物资短缺、资源紧张等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进而推出各类节育政策。但在认识到生育率走低的危害之后，都立即停止了节育政策，并最终开始大力鼓励生育。      
        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李光耀的独到之处在于，面对形势和认知的改变，他是最快也是最果断地做出转变的政治家。从开始节育的1970年，到鼓励生育的1987年，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完全转向只花了17年。 特别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停止节育之后，采取稳定生育率的政策，最终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新加坡是在停止节育的同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除新加坡之外，只有总统更替之后的伊朗在2012年采取了这样果断的逆转措施。        
        到目前，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更是体现为极为积极的人口观。新加坡国会2013年2月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在2030年前要使新加坡人口从530万增长30%，达到690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则增加移民数量。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改变和人口形势变化对中国具有重大的警醒意义。        
        首先，中国限制生育的时间远比新加坡更久。从1970年到1987年，新加坡节育政策仅持续了17年，而中国自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迄今已持续44年。在长期的生育限制下，中国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远比新加坡严重。在中国城市，生育一孩已经成为正常的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        
        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之前的新加坡更大。新加坡限制最严厉的时候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三孩的惩罚不过是取消一些相关福利，而中国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许一胎，而农村一般也只是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对所谓“超生”的惩罚是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牵牛扒房，到开除公职等强制性手段。        
        再者，新加坡在生育率处于1.6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并立即开始鼓励生育。而中国近年的生育率不到1.4，却还只在讨论是否放开二胎限制生育。其实，就算是全面二胎政策，其对生育限制强度也大于新加坡限制最严厉时期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至于鼓励生育在中国更是遥遥无期。        
        在新加坡，按目前的奖励措施，以有两个孩子的中等收入家庭为例，在孩子都满7岁时共享有约14.2万新币(约合71万人民币)养育配套奖励，并在产假、母亲再就业、托儿服务等各个方面享受政府支持。即便有这些强力鼓励生育的措施，新加坡近年的生育率却几乎未见任何提升。很难想象，需要何种鼓励措施才能够使得已经习惯于只生一个孩子的中国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        
        相较于生育政策逆转时的新加坡，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危机更加严峻。新加坡在生育政策逆转后，强力鼓励生育也未能阻止生育率的节节下滑。这预示着，低生育率危机更严重，对鼓励生育必要性认识要差得多的中国，未来要将生育率恢复正常将极其艰难。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应当借鉴李光耀先生当年的政治智慧和决断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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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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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个小国， 许吸取他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