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圈】新加坡为何选择开赌场？背后居然有这么多你不知道的事！

新加坡圈

新加坡人才紧缺
新加坡很重视人才，每年花费大量资源在海外抢夺精英，新加坡政府将“抢夺人才”的重点放到中国，为免引起官方不满，有关工作须非常低调进行。
直至数年前得到“绿灯”，才将原设于香港的“抢夺人才”机构“Contact Singapore"分支，搬至上海。
虽然新加坡现在对香港人才的需求没有过去那么大，但由于这个小岛国确是人才资源缺乏，所以，各私人或政府关联企业，仍是千方百计用自己的办法去“抢人”。
人才资源缺乏成为制约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新加坡执政党最后选择了放弃“科技岛”计划，而选择开赌。


新加坡的经济路线图
新加坡作为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一个平均面积比香港还少，人口只有香港一半多一点的小岛国。
2014年人均收入达5万美元，其高科技工业基础更远超香港，新加坡人的成功之路，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1967年，当新加坡被大马驱逐出新马联邦时，当时起已开始领导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就决定，要使新加坡脱离昔日作为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中的原材料转口港角色。
当时的李光耀为此制定政策，要新加坡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他看中的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业。由60年代的裕廊工业区开始，新加坡就一直是东南亚国家积极引入外国高科技制造业投资的模范。
为了实现目标，新加坡政府扮演主导角色，设计出完整的架构，并颁布一连串奖助措施，积极吸引跨国企业投资。
到了1992年，新加坡经过严谨研究后，正式展开一项远大的IT2000计划，要将新加坡转化成“科技岛”。在这计划之下是进行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让一般大众能在任何时候和地点取得在线信息。为了落实这些构想，新加坡成立“国家计算机局”，与产业界进行网络计划，及协助本地公司增加竞争力和生产力。
1997年6月，新加坡眼见多媒体网络已成为未来趋势，于是提出“新加坡综合网”计划，利用高能量和宽频道，将工作处所、家庭和学校联机，形成错综交织的网络。
除国家计算机局外，新加坡还用立法的方式设立经济发展局和国家科学与技术局，负责推动科技政策。
这些单位是由国会立法所产生的自主性政府机构，负有特定的功能。他们的自主性，让他们在执行功能时更具有弹性，避免公家单位的繁琐规定。


新加坡的成功秘诀
新加坡在过去30年的另一“成功秘诀”，是走了一条“新加坡有限公司”(Singapore Inc.)的路线，或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近年广受中国人熟悉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的官方投资旗舰。淡马锡属下的企业，竟然可以占新加坡股市市值近半。
通过对新加坡差不多所有重要领域如电讯，航空甚至银行业中最重要企业的掌控，新加坡政府对经济政策握有绝对的主导权。


另外，直属总理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简称GIC)，更直接代表新加坡官方的经济路线，和以商业方式管理国家的决心。
通过淡马锡和GIC，新加坡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新加坡的经济路线。由70年代的强调制造业，到80及90年代的“科技岛”政策，每次新加坡当局都可以在无反对声音下迅速反应。


中国倒逼新加坡转型升级
但金融风暴在1997年突然侵袭，其后，中国制造业也迅速崛起和成熟，开始抢走新加坡最引以为傲的科技制造业。
当Seagate决定把其硬盘制造基地由新加坡转移到中国华南时，整个新加坡社会都非常震撼，也使新加坡首次面对经济施政难题。
最初，新加坡对“中国问题”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但经过几年的认真研究，已开始适应了。去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完成中国之行之后，就向国民作了三个结论。
他说，中国在改革、重组国有企业及经济转型方面，均已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其中，他去过的沈阳和大连，污染问题解决了。
大连很像新加坡，公共设施以新加坡为榜样。中国走得很快，新加坡不能留在后头。
另外，新加坡在中国的信誉高、品牌好。每个地方都希望新加坡到当地投资，教他们一些“秘诀”。
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建议在沈阳或大连兴建类似苏州的工业园，而新加坡会加以考虑，但必须从商业角度考量，而且不要赔钱。
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在中国已经学会一套学问。过去，不少新加坡人在中国经商头破血流，以为会说华语就是一家人，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亲戚”。
所以，很多人先在中国交“学费”。现在，新加坡在中国的公司都相当成功，已经懂得“赚吃”。
新加坡已接受中国大陆制造业兴起，正逐渐抢走新加坡高科技工业的现实，于是，他需要再次为本身的经济定位寻找出路。

压力之下终结赌场争议
在2000年科网潮后，新加坡政府曾大力提倡生物科技工业，但由于所需投资甚巨，又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当局于是在旅游业方面再动脑筋。
2005年4月18日，李显龙正式在国会宣布，决定开放附设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并将发出两张赌场牌照。
李显龙的宣布，结束了新加坡多年来的赌场争议。而他及全体内阁，也为开赌押下了政治生命。
开赌计划在新加坡曾遭遇强大反对声浪，内阁中一些高层，包括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然而，李光耀最终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盲点，时代的变化让他认知到，当年拒绝世界一级方程式在新加坡建赛车场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过去一直忽略流行文化可能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
在决定开赌之前，所有经济数据都对新加坡不利。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近年经济重心转到生物医药制造，但这一领域上季度出现大规模的萎缩。另外，新加坡也出现结构性失业。
新加坡政府也认识到，就算生物医药制造业非常好景，也只是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却无助因制造业跨国工厂外移等因素而失业的蓝领阶层。何况这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新加坡无法在本土迅速补充。
许多失业工人开始转行做职业司机和小贩，但即使是这两个服务性的行业，也面对竞争局面，一是投入者众，二是作为经济重要一环的新加坡旅游业，正出现“走入死巷”的危机。
李显龙就引述一些港台旅游作家对狮城的笑谈，指新加坡是“水清无鱼”，没东西玩。
这其实也是新加坡长期以来受旅游业者诟病之处。一座“模范”的城市，整齐规律，却没有吸引游客的精采与刺激，而且缺乏名山大川、古迹文物。至于开赌，除在赌业方面得到巨大收益外，旅游业也大受裨益。


赌业前景的现实诱惑
虽然新加坡社会对是否开设赌场出现不同声音，但一般人民似乎习惯了政府安排一切的生活方式，相信政府对此事会有妥善安排。
一名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就认为，只要政府规划妥当，负面影响将会减到最低点；
而一名的士司机则表示，政府开设赌场的目的只是想赚取更多外汇，新加坡人不会因为开赌而破产或家庭破裂。
新加坡开设赌场的目的很清楚，是希望把狮城打造成独特的旅游点，吸引海外数百万名出手阔绰的游客到来。同时把每年新加坡人到国外赌博而流失的庞大外汇留在国内。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创意集团进行的调查，新加坡政府在2002至2003年从博彩、赌马及赌球活动所征收的税款高达9亿美元。此外，新加坡人在邻国大马云顶赌场的一年花费约1.
8亿美元，在靠近新加坡的印度尼西亚巴淡岛赌场一年也花去了1.4亿美元。
以及在柔佛海峡巡游的邮轮赌场里，花走了4亿美元。较富裕的新加坡人则选择到澳大利亚、澳门及美国豪赌。
尽管知道人民前往海外赌博，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向来是拒绝跟随其它亚洲国家的步伐，涉足高利润的赌场。
甚至在2003年11月，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仍然拒绝开设赌场的建议，被外界视为行事保守的新加坡领导人。
但其思维近年出现非常大的转变，他们认识到，若新加坡对一些课题的看法仍然一成不变，它在区域内的经济领先地位将被其它国家取代。
其实，新加坡政府是非常清楚开设赌场利弊的。
李显龙在国会回答议员的质询时就表明 ：“开设赌场是个政策考量，政府在决定是否增多一个赌博途径时，要衡量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能超越社会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新加坡打破禁忌开设赌场，除印证“形势比人强”外，也显示了“实用主义至上”的治国理念。
中国的崛起，令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新加坡也不例外。
过去有人批评新加坡政府对经济过分干预，扼杀了营商空间。现在，新加坡可真是处于十字路口了，对于前路得小心选择，步步为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