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新加坡圈 于 27-12-2015 04:37 编辑
事件还原 何老太的儿媳梁女士通过广州南沙一家保姆介绍所,请了个阿姨何天带到南沙区照顾70岁的何老太,请工时何天带表示,“如果做了几天老人就死了,也要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三天,何老太就归天了,更为离奇的是,除此一单命案,何天带交代自己从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做保姆期间,用这样的办法谋害了9名老人,其中7人死亡。 悉心看护照料人者起了歹意杀心,自己花钱请来一尊死神。这或才是让公众背脊发凉的恐怖之源。一个保姆,家政服务包竟随身携带“注射器针筒和针头各17个、敌敌畏药水2瓶,毒鼠强2包,剃须刀2把等。”若真用于投毒杀人,装备堪比专业杀手。 雇主曾认为保姆贴心踏实 何老太的大媳妇梁女士表示,依然非常清晰记得当日请何天带回家的情境:“何老太刚刚因为骨质疏松入院结束,行动稍有不便,我们家人就商量了想给她找个保姆,主要照顾她晚上睡觉,扶她上上厕所什么的,其他就是收拾收拾就好了。” 梁女士到番禺市桥西丽路一家店面不大的家政公司去找保姆,“一进门,里面有10多个保姆,我就大声提出要求,看谁愿意来谈。‘唰’得一下,何天带就站了起来,迅速走到我旁边表示她愿意。” 两人坐下来讨论了下工资待遇和照顾问题,梁女士提出2500元,何天带提出2800,梁女士还价到2600,何天带就答应了。“她还主动提出,如果到时候老太要住院,她一样会照顾,不会走,只要适当加一点工资就可以了。” 梁女士当时就认为,这个保姆很贴心,不仅积极应征,还很会体谅雇主的难处,因为有的保姆一听到老人住院就立即走人了。梁女士通过闲聊了解到了何天带做过很多年保姆,还在广州的三甲医院做过护工,是十分有经验的,就更加放心了。她当场向家政公司查证了何天带的身份证,后就完成了签约,即时带着何天带回家。 “杀害老人就为尽快领到工钱” “那个老人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她杀死的。”何天带称,案发后家属报了案,广州南沙警方在事发现场勘查时,围观人群中不知哪个女子发出这样一声质疑。 随即不久,警方便对何天带进行了调查。直至庭审,何天带仍因警方在一声质疑后就对她展开调查“耿耿于怀”。 何天带承认,警方在她文胸里所搜到存折碎片是被她“用水果刀像切水果一样搞烂掉”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们拿到钱”。而当提起被害者那条带有血迹的内裤时,她情绪激动,“不可能有血迹,我做的这个,又不是不想要命了,怎么会露出来给人看。”同时,她坦承以前曾经给别人打过针。末了,她补充了一句,“做保姆这行,在别人家没到半天不能说人死了或什么的,不然会被人家打死。” 早年离开家乡的何天带,长期在广州及周边打工,从事保姆一职已有多年。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何天带在佛山租了间出租屋,然而2014年9月至11月,她在当地又租了间房。对此,她的说词是“刚好老乡不住了,我觉得(房租)便宜就租了”。而据了解,2014年9月底或10月初,何天带曾去广西一家档口购买了两款农药共计17支。 对于杀人的原因,她数次大声称“不想在那里待那么久,想马上解决。”更多的话,她不愿意多说。“那天会面时,你跟我说的这些理由之外,杀害对方还有别的理由,能不能对法庭说一下?”面对辩护律师的询问“除了尽快领到工钱外,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时,她垂头肯定地说:“没有了。” 杀人动机存疑 如她真曾“还杀过9人”,这种几乎无来由的杀人,只为像她说的那样为了尽快领工资吗? 根据调查,在何天带家乡,何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何天带为什么要谋财害命?如果她确实为早日拿到工钱而杀死雇主,那么,在最后一次杀人后,还窃取了死者的耳环、存折、戒指等,与事先约定的2600元工资相比,这是财物的价值明显超过工资,为何不直接逃离?况且,保姆何天带用肉汤投毒、针筒注射毒物、拿绳子勒脖等毒杀70岁的雇主,就算肉汤投毒、针筒注射毒物不容易被雇主家属发现,但拿绳子勒脖会留下明显痕迹。如此愚蠢的作案手段,不是在找死吗? 何天带的老家
虽然这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的中年女人并未公开陈述除此之外的其他动机,但是比较惨的个人经历是导致她今天扭曲的性格的一大原因。法庭上,辩护律师的这句话为蛇蝎保姆何天带的恶行增添了注脚。并且她的犯罪情节已经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思维。有必要对对“杀人保姆”进行精神鉴定,如果何天带精神不正常,那么,她的供词也可能是不按常理出的“牌”,具体的犯罪情节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初中没毕业,就出外打工 她得家乡曾经的著名矿区。此地的百姓大都经商或打工,生活条件相较其他乡镇也较为富裕。 何天带在此念完了小学,但初中没毕业就出外打工,后很少回来过。 邻居说,何天带跟母亲的关系并不好,难得回家一趟也是喝碗稀饭便匆匆而走。“有一次她妈还不给她进家,一个人躲到市场旁边的河涌边蹲着。” 据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尽管以前住在她们老家旁边,但是也对何天带印象不深。“她很早就出去了,回来很少,回来的时候跟她接触也不多,但想不出她会这样做。 母亲:当这个女儿死掉 老人说,自己一共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何天带是老二,也就是大女儿。谈起何天带,虽然老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犯下杀人案,但还是板着脸严厉地说:“我现在就只剩下3个儿女,还有一个我当她死掉了……” 回忆起何天带在此的生活,老人最不满的是她对亲情的寡淡:“她在这里没念完中学就出去打工了,近八九年来她只回家了3次。每次回来都没过夜,最多吃一顿饭就走。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究竟做什么工作,更加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 街坊说,有一次看见何天带风尘仆仆地回到家后,怎么敲门叫唤李老太都不开门,最后只好无奈地坐在家门外。 李老太的丈夫何老汉是煤矿的正式退休员工,生前每月可领到约2000多元退休金,在当地的生活水平尚属“十分宽裕,这里的青菜才一元多一斤”。 兄长:和她没任何关系 对于妹妹在广州犯下的事情,何永平希望把事情永远藏在心底,不让任何家人知道。“她自己犯下的事,与我们无关,她自己负责!”对于何天带在广州干出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哥哥何永平既痛心又愤恨。 何永平说,何天带早已经跟家里没有来往,他甚至一度不愿承认自己就是何天带的亲哥哥。 自称有女儿 “结过婚,没办手续。”在法庭上,何天带曾自称育有女儿,但被问及有几名女儿时,她却泣不成声,不愿再说。 老家的街坊说,有传闻称何天带曾经在外与一名男子没有领结婚证后同居并生有女儿。但李老太对此表示一无所知:“从没听她说过结婚,也从没见她带过小孩回家。她年纪大了,我劝她成家,她就说你别管我的事,我自己会理清。” 何天带自称女儿在广州读书,还提供了一个她的手机号码,但律师打过去却发现号码有误,“也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真的联系不上女儿。” 亲情缺失的人生或许是何天带“比较惨重的个人经历”中的一环。 细思恐极 这起“死亡保姆”案,还有让人不能深想的后怕之处。用网语说就是“细思极恐”,往深了想会恐怖至极。这起案件得以曝光,最初竟不是因杀人,而是因为财物失窃纠纷。老人脖上勒痕都未被家人发现。只是双方口角,随口一句“老人都不知是不是保姆杀的”气话破了大案。这种偶然性背后,或可推导出老人从生前到死后,某种程度的“被轻视轻忽轻慢”的晚年生存状态。 保姆杀害老人获取钱财的案例并不少,例如07年,一保姆在获取老人的房屋补贴后,故意给老人买不对症的药物,致其死亡;10年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退休老教授邵望予被陪伴了19年的保姆杀害。但毫无例外的是,在案发后子女都迅速地发现了异常并且报案,作案人也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除了保姆谋财,还有别的原因吗?
“杀人保姆”背后的隐形“帮凶” 保姆低端化发展以及百出的漏洞 这名保姆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固然不是普遍性的,却也具有思考的意义。在保姆连杀9人的背后,有多少不带血的刀子? 第一把不带血的刀子:资格认证只是发个本本。保姆行业也是需要资格认证的,在从事保姆行业之前,监管部门会进行短期职业培训。但是,职业资格认证,对于这样的不起眼的行业也是轻视的。当职业认证只是发个本本的时候,这个行业也就会存在问题了。保姆不是高大尚的职业,但是保姆这个职业却需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那么,我们在颁发职业资格证件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对从业人员的道德、心理进行审查?又何况,很多保姆还处于游击队员的层面? 第二把不带血的刀子:家政组织就为收取费用。这名保姆明显属于思想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极端的做法也表明她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是不是有心理疾病都是很难说的。那么,对于保姆,作为家政组织是不是有监管的责任?既然是你介绍的保姆,就要确保保姆的个人素质,出了事情就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假如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监管责任倒查”的追究制度,我想家政组织就不可能沦为收钱机器。拿了提成,就要承担责任。 第三把不带血的刀子:特殊商品处于想买就买。笔者注意到,这位保姆杀害老人的手段,多是使用安眠药、老鼠药、农药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应该属于特殊商品。对于安眠药来说是不能随便销售的,有一次销售的上线,还必须有医生的处方。那么,这位保姆是如何买到安眠药的?而老鼠药、农药的销售乱象更为严重,已经到了有钱就能买的程度。像这种危险商品应该实现“实名销售”,想想前不久发生的超市投毒案件,何尝不是危险商品销售乱象造成的? 第四把不带血的刀子:老人去世总是合理想象。很多老人被害死了,可是竟然没有人去怀疑。死者的家属没有怀疑,社区部门没有怀疑,警方部门也没有怀疑。假如说,是一位年轻人突然死亡了呢?大家肯定会先怀疑其他情况。但是,老人的死亡,我们已经习惯认为,他们岁数大了,应该是老死的,应该是病死的。恰恰是这种合理想象,成了杀人的刀子,使得这个保姆连续害了9位老人。试问,如果不是这次事情败露,如果不是她自己交代了以往的案件,我们的人们还会不会发现保姆的问题? 城市“保姆荒”或成常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加速,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再躺在消耗农村人口红利上睡大觉的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继续推进,将有更多的农民开启城市生活。传统的乡村互助式养老育儿模式被打破,而新型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如今只有春节期间,才会出现的城市“保姆荒”,或将成为常态。 有必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设计出更为符合城市实际的新型互助模式,作为“保姆”制的重要补充。例如借鉴西欧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日本的社区居民互助模式等等。既能缓解了居民身上的经济负担,也能让老人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 如果在留住美丽乡愁的同时,还能让人们在三四线小城找到发展空间,让亲戚、邻居之间的互相扶助发挥作用,或许能解“恐怖保姆”背后的城市之困。 城市发展不要给老人问题打上无解死结 关于赡养老人,大道理我们听过很多,也讲了不少。百善孝为先,孝道根植于我们的传统,也是社会道德的重要基石。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生活的至上追求除了风调雨顺,大概就是儿孙满堂、几世同堂,而“同堂”本身暗含共处尽孝的潜台词。应当说,照顾不到老人的问题出现得很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加快而加剧。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人的跨区域流动,二是劳动力主体的不断增加。这两点对农村的冲击最大,为了生存或者追寻更好的生活,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无法照料家里的老人。独居老人有时还要兼顾照料孙辈,生活苦闷无处纾解,生了病还会有拖累家人的愧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相对来说,城市的情况虽没有农村恶劣,但如何赡养老人的问题也是有的。子女成家立业,旧的核心家庭被打散,生活的重心也转向抚育下一代,加上双职工工作形态,很多时候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老人身上。有自理能力,老伴健在的老人或许还好,一旦失去其中之一,不但身心重挫,全家也会陷入拿老人怎么办的窘境。 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以普遍的老年人处境,以及各个方面暴露的老年人问题,某种程度上,老人似乎成了社会、家庭的包袱,甚至不少老人自己也悲观地这么认为。年老似乎意味着,离开工作岗位或无法再从事劳力,脱离社会回归家庭,也不一定真的找到归宿。精神的寂寥,有时加上经济的拮据,夕阳并不无限好。这样的境况,老人们的家人未必不知道,出于无奈也好,现实所迫也罢,大多数人也就听之任之,并没有太多改变。 客观地看,这不是我们特有的问题。现代社会打破原有家庭结构,医学发展大幅延长了人类寿命,世界各国都面临老年问题。不过,由于发展程度不一,中国的情况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并着力解决。让老人不至沦为社会边缘人,这不仅仅是对老一代的人生一个最好的和最后的致敬,也是给未来的我们自己一个完满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