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论坛2】旅居新加坡的学者如何看待新加坡华人文化的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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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人出国后才真正体会到爱国的含义，我说：离开富饶的中华文化腹地才体会文化传承的重要。南洋华人在过去几百年来从广东福建和海南漂洋南下，他们的祖先是一批没有很高文化的人，来南洋只为讨生活。但一旦站稳脚跟，尤其是华人经商的本领造就一批富有华人后，捐资于教育和文化就成了传统商人的本能反应。当代中国商人捐几个亿都足够令人感动，但陈嘉庚那一代人是捐出的大半身家。南洋各个国家都有数不清的这类例子，仅举两例：

例一：南洋大学的伟大梦想。

南洋大学在陈六使等一批华人富商的推动下于1950年代的英国知民地时期创办。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人捐赠踊跃，新加坡小商贩(包括车夫、妓女)都捐出一天的收入，创办了海外唯一中文授课的大学。当然，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经历给他辉煌的人生抹了个污点。他的《京华烟云》曾让我陶醉和推崇，但在2014年初在漳州官员带领下参观当地林语堂纪念馆时，他伟大的国学造诣怎么也让我无法产生本来该有的那份感动。

南大后来被李光耀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在老南大的“坟地”上创办，当然，现在的南大虽然有些人想借尸还魂，但老南大生对这个满口洋文，鸠占鹊巢的家伙已经完全不认同。

老南大培养了新马印尼一大批华文知识分子，就连李光耀在回忆录里都一再表示对华校生朝气蓬勃的赞许和对英校学生的某种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传承在当代英文占主流的时代里变得格外艰难。尤其是在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只有靠民间力量来自发自觉地传承了。这显然是条艰辛的路程。

例二：马来西亚华校

2010年我在马六甲参观了纪念李连玉的展览。在马来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下，政府不支持非马来语学校，马来西亚几百万华人子女的母语学习权失去了支持。当时在以李连玉为代表的一批华人教师的拼死抵抗下，马来西亚华文学校靠华人自己筹资得以存活下来。有一位华人领袖甚至因此被剥夺公民权。可以想象，马来西亚规模庞大，配套完善的中文基础教育体系完全是靠民间自发捐赠建立和维持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素质已经远远高于新加坡。当地华人在语言、价值观上更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是无数华人商人、教师、政治家几十年在种族主义夹缝中拼死争取的结果。但新加坡在英文教育为主情况下更好地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在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的英文思维习惯中，已经逐渐失去了他们父辈本来拥有的那种精神内核。

中文只是作为一种沟通语言，而不是思维语言时，它就沦落为一种工具，而不再是精神元素的载体。很显然，对于热爱中华文化的华人来说，新加坡新一代的华文能力令人遗憾，但更显得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当然，由于市场的大幅度萎缩而使得文化传承的路程更加艰难。

新加坡中文书市场及出版业

新加坡中文书中，菜谱和学生中文补习资料最为热销。而其他类别的书，除非热点话题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文版，一本书能出版当年销售200本就已经算是畅销书了。至于那些半学术性的书和诗集，有人在书店货架上翻一下，已经是难得了。由此可以判断，在新加坡搞中文出版业者，要么是有个家族印刷厂顺带着搞出版，要么就是不指望赚钱养家的半退休文化人，要么就是文化理想主义者。“要破产搞出版”已经成为行业魔咒。

新加坡各种要素成本高企，也对出版和图书销售业雪上加霜。出版社推出的书，如果自己养辆小面包车和人员送货，一本10元的书卖出后可以收回6-7元，但那个高昂的养车成本、停车费和员工薪水，使得几十本卖得不错的书也许可以支撑这么一个基本的送货成本。有些理想主义者的出版社就将这种发行工作委托给一些机构，那还要让出相当于零售价1.5-2成收入，最后所剩，再考虑上面那个畅销书200本的指标，出版社生存的条件在哪里，就变得很渺茫了。所以，指望出书赚钱，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也是个不太现实的选择。编写学生补习资料如果算出书的话，可作例外。

三、伟大的中文书店

新加坡最大的书店连锁是大众书局。但如果进去走一下会发现，这里文具、电脑配件、学生练习册占据了很大比例的空间，这成了书店生存的主要经济支柱。也反映了搞纯粹的中文书店的不现实性。但就是这样的不现实性下，还是有几家书店在艰困中求存挣扎。他们维持着新加坡华文传承的血脉，过着极不现实的生活。

新加坡中文书店比较集中在市中心一座叫百胜楼的大厦里。原本叫书城，后来这些很辛苦的经营者图个吉列，将书城(书读音同输，所以新加坡没有送书的传统)改名百胜楼，画饼充饥一下。

新加坡中文书店有个历史悠久的上海书局，后来老板的另一个兄弟单独开办青年书局。上海书局已经于几年前结业。青年书局的东家在其它生意上发了财，所以得以靠补贴书店维持生存下来，前几年还投入大笔钱搞过一个阳春白雪的出版项目，是又一次理想主义的尝试。有钱人如果愿意投入在文化事业上，还是可以潇洒一下的 。

另一家今古书店，就显得很悲壮了。创办人去世后将书店留给做工程师的儿子，还留下了华文传承的遗志，这在很多此类华人家庭里都会成为一种家庭价值基因。在这个商业中心黄金地块上的书店，如果把那个房间租出去，每个月有几千新元的收入，对一个工程师家庭来说可以过不错的生活，但工程师儿子没让先辈失望，请位退休的陈先生帮忙打理书店，时不时还要用自己不宽裕的收入补贴书店一下。如果有朝一日真维持不下去，这位工程师儿子也算是尽力了。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里，能够清高到放弃手边的租金收入而坚持文化传承的事业，他的人格高度已经向先祖和华人族群昭示。

今古书店旁边就是友谊书局。这是一家以中国大陆图书为主的书店，创办人是宋兆裕先生。早年中国图书出口就靠那两家国企， 宋老先生曾欠中国国有图书进出口公司几十万新元的债务。要是按照一般商业游戏规则，他可以申请破产赖掉这些欠国企的债务，而且中国政府当时大力支持文化输出，也承担得起这点损失。但宋先生维护自己的信誉，一家辛苦数年将所欠债务还清。体现了人格的力量。宋老先生不仅是个可敬的长者，更是我的忘年挚友，过去十多年来，我去马来西亚的很多演讲活动，他在旅费等方面给予诸多支持。如果说 我来新加坡20年中，有那位朋友会让我时不时惦记和感念，宋老先生及夫人当在其中，这个不可能发大财的书店老板的形象超越任何新加坡大老板。我也将他的名字列入到我即将出版的珠算线装书里，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新加坡微薄的华文空气中，有这些人的贡献，读中文书的人越少，他们就越有存在价值。他们保留了一份中华文化传承的气息，微弱而弥足珍贵。

新加坡是个重商主义的社会，5C被列入成功的标志，这些书店老板们多数无法拥有1c，但他们的人生价值超越一辆高级乘用车上好几个5c的人的价值。财富在一个社会有时候是零和的，新加坡倒闭两家产值上亿新元的企业，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如果百胜楼那些年业绩总和都不到500万新币的中文书店都倒闭，新加坡华人社会将会慢慢走向庸俗，互联网时代的碎片文化是丝毫无法让高收入人群因为有钱而自动变得高贵。


新加坡和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承，是每一个海外华人的责任。面对那些经营困难、勉强维持的那些书店老板们，其他人难道不该做些什么吗?当您到新加坡市中心购物逛街时，可否用买名牌衣服的剩余零钱去附近的百胜楼随便买几本书去支持一下他们。当代人不读书是普遍的，但妆点一下书架还是不错的。在新加坡高质量的住宅中，各种高档家具都不愁买主，但即使是我曾造访的一大学教授的独立式洋楼里，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书架。而我硕士和博士导师那拥挤的住宅单元里，却有一两个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

对于住宅宽敞的新加坡人，拥有一个精彩的书橱，是否可以5c之外的另一个标志?如果是这样，那些书店老板的资质不输给豪宅业主，也至少可以有个体面的家庭生活保证，为更多人投入到文化事业创作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沙漠中也会有绿洲。新加坡一些社团或政府会有基金会对某一类书的出版给予部分支持(我的书都不属于这类范畴而只好自己掏腰包)。新加坡成功人士中也有些人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帮助文化界人士或作者，虽然这类成功人士的群体还不是足够大。我接触过一些这类人，总的印象是，他们多数身上没有铜臭气，虽然文化程度未必高，但眼界和气度都不同凡响。他们很清楚，没有这些文化人看似单薄的个体努力，是积累不出一个文明社会的。可以想象，如果新加坡华人社会再没有人写文，再没有人咏诗，那这将是个多么可怕的人类空间，你会让自己的子女在几百万满身铜臭高级动物的社会里生活吗?

仅举几例：

一位黄先生曾做过联合国的译员，中文功底扎实，喜欢写作，曾出版过几本诗集。我曾好奇他是如何把诗集卖出去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非著名作者的诗集基本没人买的，一个读者能把一本诗集打开读一页，那已经属于很有文学修养的了。但黄先生每本诗集都印2000本，而且都能卖完。秘密是从他的朋友企业家林锦仁先生那里逐渐揭开。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林先生，气度非凡，喜欢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我们认识是在2003年的中秋节，当晚我和一个朋友吃完饭已经8点，林先生让另一位当晚将我的书介绍给他的那位女孩联系我，非要让我去他家，说当晚家里友人多，想介绍我和他们都认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家甚至表示将开他的奔驰车来接我。盛情难却之下，搭出租车前往，一见如故。他后来请我和另一位新加坡最大房地产代理公司PropNEX的那位著名女董事帮他的自传写了序。

从和林先生及黄先生接触中才发现黄先生的书为何卖的这么好。黄先生交际广，当他的诗集出版时，类似林先生这样的朋友都会约黄先生吃饭，顺便买一批诗集。这些诗集会被林先生赠送给友人，或者是在林先生大宅的家庭聚会上，请黄先生当场签名送给宾客。当一个成功的商人以结交文化人为体面，那肯定是商业社会升华的标志。

我本人也曾得到过一些商界朋友的支持。香港石油行业一位老板钟先生，曾来新加坡出差之机和我一聚，曾多批次订购我的《巨人的背影》赠送给香港文化界和商界领袖。也不奇怪，只要您了解到他还是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和民间对日索赔基金会的幕后金主，就对他支持文化人的行为一点都不奇怪了，这不仅是有钱的问题，更是一种格局。

很多人抱怨社会没有读书的风气，这实际上是个涉及全面的价值观塑造问题。这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



本文选取自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的文章